4.1、不良资产供给增多——AMC业务的推动力

信用债方面，2018年至2019年，我国发生民企违约潮，违约信用债数量较往年大幅上升。自2020年起，超市场预期的“永煤事件”持续发酵，投资者信心受挫，债市对国有“僵尸企业”的担忧情绪蔓延。此外，房地产“三条红线”政策的发布叠加2021年“恒大事件”的发生导致我国房地产企业经营承压，2021年以来房企违约情况加剧，市场对信用风险的担忧情绪再次扩大。同时，城投主体非标瑕疵事件持续发生，我国不良资产供给明显增加。

银行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房地产市场的偏冷，多数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流动性收紧的风险，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有所下滑。即使政策在贷款分类和不良容忍度上给予了一定灵活性和弹性处理，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依旧保持高位。2013年至2021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至202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也持续保持较高水平。截至202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28470.2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1.73%

另外，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也面临“多点开花”的情况，而国际地缘冲突更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银行不良贷款规模、非银金融机构及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规模仍有进一步增加的可能。AMC作为专门从事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的专业机构，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拥有一定的业务机会。

4.2、AMC重要性凸显——AMC存在的必要性

城投方面，随着城投主体非标逾期事件的增多，市场对于城投主体所在区域的金融资源更为看重，地方AMC作为“金融稳定器”，在其主营区域内发挥着稳定区域金融环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区域内地方AMC的实力越强意味着投资者对该区域内城投主体的信心越高、区域内信用风险更可控。因此，地方AMC的存在及其资质对于其所经营区域内发行人的主体信用有着较大影响。

中小金融机构方面，银保监会在2022年工作会议中指出持续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支持加快不良资产处置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也指出需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大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分类施策补充中小银行资本 。上述内容意味着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及不良资产处置为我国监管部门的近期关注点，AMC在其中的作用值得关注。

地产方面，我国金融管理部门召集多家全国性AMC以应对我国地产风险，研究AMC参与风险房地产企业的资产处置、项目并购等相关金融中介服务。AMC的入局将助力房地产企业加速资产处置进度、促进地产风险的化解和出清：信达两位高层入驻恒大风险化解委员会、东方获批并发行100亿元金融债用于纾困房地产风险、长城于2022年3月16日也获批100亿元金融债用于化解房地产风险。AMC的入场为房企注入了新资金，扩大了房企资金渠道，同时，AMC的入场也有助于稳定购房者的信心。AMC凭借其上下游协调优势及政府资源优势，未来将在稳定我国金融环境方面起到较大作用。

4.3、利润空间利好——AMC发展的支撑力

不良资产的盈利策略有着明显的“投资特征”，即低买高卖。AMC在经济增速下行时更易以更高的折扣率，即更低的价格收购不良资产；随后在经济复苏时通过转让、管理和处置的方式使得不良资产价值提升；两者价差将作为AMC不良资产处置的收益。而在目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AMC将拥有更高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以支撑公司持续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AMC业务模式具有顺周期和逆周期双重属性，若经济增速持续下行，AMC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将会增大，给公司运营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周期下行期间，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增大；AMC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应关注AMC融资渠道是否畅通；AMC相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